到2008年，修造船已经成为中远集团仅次于航运的支柱产业，中远修船的收入将超过160亿元，利润达到30亿元。
这是说医归医，药归药，不要让医生兼卖药。医德如斯，夫复何言哉？问题是如果医、药分家，责任的划分会出现问题。
问题是见死不能不救，而明知机会近于零，心底里我还是希望贫困的同胞可以得到一点适当的医疗照顾，说不定健康可让他们在事业上杀出生机。很不幸，在医疗上中国要顾及很多人，而我却想不到任何理由因为人穷所以命贱。让市场的竞争顾及穷人的疾病，有钱的不可能不被顾及。说过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如果执着有关当局接受自己提出的，早就气死了。这大约是人均每年四千八百元。
我也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大量提供疾病的普通常识，强逼医疗行业公开他们销售的是些什么。这样花钱，炎黄子孙不会病死，而是会饿死的。幸好我当时已经结婚，否则，没有单位盖章连结婚证都开不出来。
第一是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52%），其优越性也充分体现了出来。雇工人数能否进一步突破八人，最高层有过一场争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建的城镇集体企业，经过文革，已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系。
于是，许多人只能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来维持生计。李肃的中国民营企业本位，表现得格外强烈。
但是，只要党内稍微开放一点差额选举，太子党就纷纷落马，被平庸的党官僚取而代之。2004年12月，美国的老虎环球基金出资2250万美元，以战略出资人的身份入股新东方，占10%的股份，并约定在今后融资时拥有优先认购权。管理人才，来源于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尽管采用了顶替（未到退休年龄的父母提前退休，空出来的职位由子女接替）之类的特殊手段，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仍然无法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返城知青，尤其是当时被认为出身或背景不清白的人，很难在正规单位找到一席之地。
财税部门以企业上缴利润为惟一衡量指标，只要是能够立竿见影地增加上缴利润的改革，他们都予以支持。笔者曾说，过去所谓改革开放中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简称，仅以本国为着眼点，是一种中国经营之策，眼界仍然不够开阔。一方面是在面临国外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发达国家也通行的本土品牌保护政策。到2008年，修造船已经成为中远集团仅次于航运的支柱产业，中远修船的收入将超过160亿元，利润达到30亿元。
五、国退民进：朱与周的责任分析1990年代后期，李肃任总裁的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京棉集团的邀请，研究了该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承包制的失败，也不完全是基于政治的原因。
六、从中国经营到全球经营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国际接轨，按照李肃的看法，是分为四个层次递进深化的。其二是珠三角模式，发祥于广东珠三角一带，借势于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大搞‘三来一补型与对外合资合作型企业，积极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创造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模式。
虽然有了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但是在当时由知识精英创办的私营企业却几乎不见踪迹。所谓民营企业，是国营和城镇大集体企业之外各种企业实体的统称。但是，国有企业体制妨碍了京棉集团领导层采纳他们的咨询意见。譬如说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创建残疾人基金会，为人道主义正名。该模式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多采用乡镇及村的二级集体所有制形式，并与城市或大城市的加工及科研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与广泛的相互渗透。那么，为什么在1980年代不可能孕育出像万通这样的大公司？因为当时知识精英创办的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或者国营企业，这种企业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强。
笔者和妻子在1980年代曾陆续创办过十几家民办企事业单位，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走活这四步棋的基础，是要建设好一个精兵简政、高智能、高效率的区政府。
90年代的中国有着浓郁的‘体制转型色彩，由此决定了我国企业改革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必定是‘机会型企业家的天下。下面引用我妻子文章中的感叹：在八十年代‘下海意味着什么，年轻的一代人已经很难理解了。
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一批像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身为全国人民代表的陈昊苏在1980年就曾表示，不赞同马上扩大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因为他们比现任行政官员更保守、更反对改革。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再下来就是官倒时期的红帽子公司以及中关村高新技术牌子下的知识精英创业企业。从4600万锭时的砸锭到8000万新锭的涌现，也说明当时从上到下，都没有预想到中国入世后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现已在中国投资了100多家优秀的创业公司，包括携程、百度、搜狐、腾讯、金蝶、好耶、网龙、搜房等公司，其中30多家公司已公开上市或并购。
国有棉纺企业砸锭，有其不得不砸的苦衷。而八十年代的‘铁饭碗，通常意味着终身都在一个单位系统内工作，一切升迁调动都听从‘组织安排。
……当时，每办一次公司的开业、变更手续，都要盖许多章，磕许多头，非常麻烦。赤身裸体下海游泳，风险是非常大的。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在湖北担任整党联络员期间，支持创办半民间刊物《青年论坛》，并在创刊号上撰文《为自由鸣炮》。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跳槽和频繁的工作流动，大学生毕业后的头几年中，平均一年半到两年左右就要调换一次工作。
在温州，保守势力一手制造了‘打击投机倒把、枪毙经营商贩的逆流（即柳市镇八王事件）。如果只盯着当下的利润指标，而没有对于行业发展、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企业是无法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长期生存的。设备已经报废了还要用，就不可能生产出质量合格的产品。并提出西城区的重点开发地段可概括为一个区、三条线、十八片。
80年代的民企生长确是鱼龙混杂的。譬如仰融的华晨公司，顾雏军接手的科龙公司，龚家龙创办的天发集团……龚家龙1988年在海南创业，戴着红帽子建立了跨省市的加油站网络，成为拥有上百家加油站的民营石油第一人。
在1980年代，许多太子党都有率先改革的冲动和表现。一个区是指三海（西海、后海、前海）沿岸，可建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旅游区。
起初是师傅带徒弟，然后是请帮工。唯一逃脱惩罚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在整整三年里，他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躲藏，有时候身无分文只好到垃圾箱里翻拣东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亲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认。